作者简介
//////////////////////
林宏，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历史学系讲师，历史学博士，毕业于复旦大学中国历史地理研究中心。近期研究方向为中西地图交流史、长江口区域历史地理。
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早期西文中国地图制图方法与谱系研究（—），曾在《历史地理》、《中国历史地理论丛》、《国际汉学》、《史学月刊》、《海洋史研究》、CaertThresoor等期刊发表多篇论文。
//////////////////////
已佚年单幅中国大地图研究
//////////////////////
一、引言
年，法国皇家地理师、制图家尼古拉·桑松（NicolasD’AbbevilleSanson）绘制一幅中国地图（LaChineRoyaume，），收录于年版《世界各国全图集》（CartesGeneralesdeToureslesPartiesduMonde）中。桑松图印制精良、内容丰富。图幅右下角有桑松撰写的法文题记，前半段内容如下：
此图只是另一幅非常精美、图幅巨大、独一无二的地图的简绘版，那幅图见于尊贵的奥尔良公爵（leDucd’Orleans）阁下的藏品中。其作者马泰奥·内罗尼（MatteoNeroni）告诉我们该图在年于罗马制作，是依据在中国印制的四册书籍绘成的，罗明坚神父为内罗尼提供了中文书的译解。在这幅简绘图中，我只标出了第一、二等级的城市，而将其余略去……
据此题记，参考桑松年的一篇长文，可知桑松图是在更详细的单幅中国大地图基础上简绘成的，这幅早已佚失的大地图制作于年（本文简称“图”），是由意大利制图家内罗尼同耶稣会士罗明坚合作完成的（罗明坚年抵达澳门，后进入中国内地，年底返欧）。桑松于六十余年后见到大地图，改绘成传世的桑松图，与原图间最大差别是简省了*区标注。桑松图仅标出府、州两级城址，图则标出县级城址。
裴化行（HenriBernard）是笔者所见最早
什钦希尼亚克（BoleslawSzcze?niak）在、年的两篇文章中也讨论了桑松的题记与长文，却提出截然不同的观点。什钦希尼亚克称，他在罗马耶稣会档案中无法找到关于“MatteoNeroni”的记载，推测此人名对应于利玛窦（MatteoRicci），而桑松见到的大地图并非是年在罗马绘制的，而是不迟于年就已在中国制成，由罗明坚带回欧洲，真正的作者正是擅长绘制地图的利玛窦。海野一隆也认可什钦希尼亚克之说。果若如此，罗明坚只是大地图的递送者而已，桑松的记述则有可能纯属空穴来风。
20世纪80年代后期，在罗马国家档案馆发现一部中国地图集手稿，包括数十幅手绘中国分省地图及数十份相关拉丁文、意大利文分省图说。根据对图稿笔迹、水印、签名的比对鉴定，及对图稿年代标注及图文内容做分析，整理者罗·萨多（LoSardo）指出，这部图稿的主要作者正是罗明坚。罗明坚制作的分省图稿，直至他去世时（）尚未最终完成，图集也无缘出版，后被长时期尘封而无人知晓，裴化行与什钦希尼亚克撰文时均未一睹真容。然图稿一经公布，什钦希尼亚克构建的异说便不攻自破，罗明坚确曾努力绘制中国地图，且内罗尼确有其人，并非桑松捏造，罗·萨多对此已有针对性的批评。
关于重新发现的罗明坚分省图稿本身，近三十年来中外学者从各角度展开了热烈的讨论。但与此同时，桑松图作为“旧材料”却又退居聚光灯外，迄今未有学者将现存罗明坚分省手稿图与桑松图的图形、注记等内容做过仔细比对，厘清具体关系。除罗明坚图稿外，是否另有其他早期地图影响过图的绘制，也可深入探讨。
这幅已佚图的制作年代上距以罗明坚为首的耶稣会士立足中国内地尚不满十年，但图上内容之丰赡令人瞩目，是已知最早的西文单幅中国详图，在地图史上具有突出地位，因此其来龙去脉有必要详细探究。另一方面，细读可展现图概貌的桑松图，图上对中国地理（特别是河湖、省界）的描绘又似是而非，令今人有水花镜月的观感，这与图的制作方法息息相关，通过本文的复原研究可知图的制作过程十分特殊，其特殊性主要展现在制图者将分省图稿拼合为总图的方法上，总图与分省图间的关系是研究古代地图集的重要议题，值得深入探讨。本文除具体解决上述问题外，还可为将图、桑松图在近代西文中国古地图谱系中做更准确定位提供有效依据。
图1桑松图
二、图主要源自罗明坚分省图稿
１.罗明坚中国分省图稿概述
笔者在逐一识读现存罗马藏罗明坚图稿中31幅地图稿累计数千地名基础上，建立地名数据库，将图稿地名同罗明坚所据万历十四年本《官制》分省舆图中的地名及《官制》正文地理描述做系统论证后，发现可将图稿归纳为三个类型：抄摹型、过渡型、改创型。
抄摹型与改创型图稿最主要异同可总结为下表：
表1现存罗明坚抄摹型、改创型分省图稿间最主要异同
两型图稿存在显著差异，特别是二者分别依据万历《官制》分省图、正文地理描述进行府下*区、聚落布点，且因《官制》图、文所载方位信息极不匹配，导致两型图稿的根本性差异。
抄摹型图稿基本可看作是对《官制》分省图的拉丁文转译本，继承中文原图诸多特性，绘制年代较早，现仅存两幅图稿总体保留抄摹型原貌：T63南直隶图、T77辽东图。
现存绝大多数图稿则属改创型，是罗明坚针对早期抄摹型图稿存在的不足进行制图方法“改创”后的一批新成果，制作年代较晚。
现存图稿中另有三幅属过渡型（T4广东、T39山西、T68南直隶图），图稿中同时存在符合抄摹型、改创型两种布点原则的府下*区注记，生动展现了制图方法的转换。
２.图主要源自对罗明坚抄摹型分省图稿的拼合：基于桑松图地名的判断
厘清现存罗明坚图稿系统后，可将之同桑松图做比对。笔者已另撰文指出桑松图的聚落地名主要源自罗明坚抄摹型图稿，此处仅概述理据：一方面，桑松图上有一些沿海非府州地名，基本可在《官制》分省图觅得对应注记，在沿海省份改创型图稿上或未出现，或拼写、方位有异，而在抄摹型T77图上却可找到对应注记；另一方面，经由比对南直隶辖下府州*区拼写、方位，也可确证桑松图地名源自抄摹型，而非改创型图稿。
桑松图是对图的简绘，故可推知图是建立在抄摹型图稿基础上，将诸省图稿拼合而成的。虽现存抄摹型和以抄摹型原图为底层的过渡型图稿（T68有所不同）仅寥寥4幅，但年时应是各省均已制成抄摹型图稿，才能拼合出大地图，只因此后罗明坚另起炉灶绘出系列改创型图稿，才使大量抄摹型图稿未能传世。
三、图未采用的拼和方法
本文探究的最紧要问题是：年时罗明坚与内罗尼究竟怎样将抄摹型分省图拼合成单幅中国总图？
1.两项必要的假设
因史料局限，本文论证不得不基于如下假设：假设1：除地名层级简省外，桑松图较忠实地摹绘了图的轮廓与线条。此假设可由桑松图自身证实：桑松图虽远较罗明坚分省图稿简略，但各省内部河道的数量及走向却基本与分省图稿相符，未因图幅缩减而将河道简绘。假设2：抄摹型图稿轮廓、河流绘法基本等同《官制》原图。现存分省图稿中仅4省可辨出抄摹型图稿原貌。此存留4省图上，各省轮廓（由岸线、省界构成）及河流绘法大致等同于《官制》原图，推想其余12直省抄摹型原图应也如此。
2.图未采取或无法采取的拼合方法
比对罗明坚分省图稿与桑松图，可先排除几种图制作时未采取或因当时条件不足而无法采取的拼合方法。
（1）仅凭抄摹型图稿各省轮廓难以直接拼合
万历《官制》分省图源自《广舆图》，《广舆图》版本众多，笔者推测是据嘉靖四十五年（）韩君恩刻本转摹的（经隆庆《官制》中介）。若将《官制》图中相邻省份之相交省界仔细比堪，常可发现不同分图对同段省界的绘法截然不同。以闽、浙图为例，图2截取浙省西南缘及闽省东北缘局部，将交界线加粗描出（浦城与龙泉、*和与庆元、寿宁与泰顺是三组邻县），可见福建图极为曲折，浙江图则平滑许多。
图2《官制》浙江、福建分省图相交省界绘法的不契合示意图
闽、浙抄摹型图稿已不存，据假设2，二省图稿上省界应也互不契合。其余诸省抄摹型图稿也同样并非成套的“拼图”小片，省界轮廓不足以供总图拼合之用。
（２）未据《官制》总图及图稿总图“大明国”各省方位拼合
现存罗明坚图稿中有一幅简略总图“大明国”（TAMINCVO），以实线绘海岸线及长江、*河、淮河流路；以虚线绘直省界，标出省会方位，注出省名；用红线布设边长35mm的正方网格，借以从《官制》“舆地总图”上转摹图形。
“大明国”图较忠实地摹绘“舆地总图”之省界，如云南西界较*河源星宿海偏西，“舆地总图”漏绘广西、贵州交界，“大明国”图同样遗漏。桑松图上也以虚线勾绘省界。“大明国”图与桑松图诸省轮廓与幅员有显著差异。缘边省区中，“大明国”图未绘辽东轮廓，辽东半岛形态不显著，桑松图则绘出辽东，轮廓基本符合罗明坚抄摹型T77图。“大明国”图全未绘出临洮府西北方、*河外侧的陕西行都司，桑松图的陕西则包含行都司地域，轮廓同《官制》陕西图西半幅一致。云南也差别极大，桑松图的云南面积远小于“大明国”图，且总体方位偏北，不似“大明国”图上那样向西南方探出。三省绘法已可展现“大明国”图与桑松图的异质性。其他省份图形及相互位置关系也大不相同。“大明国”图广东北连湖广，桑松图广东与湖广则遥居江西两侧，并不相接。“大明国”图江西被南直隶、浙江、福建、广东、湖广五省环绕，桑松图江西则朝西南方延伸，另与广西、贵州接壤。“大明国”图河南东连山东，桑松图却将南北直隶接通，隔断河南、山东的联系。比照实情，源自《官制》“舆地总图”的罗明坚“大明国”图稿对各省相对位置的布设远胜于桑松图。拼合图时显然未对“大明国”图作充分参考，否则应可避免上述种种误置。
（３）抄摹型图稿上缺乏可供参考的比例尺
在将分省图拼合成全国总图的过程中，各省相对幅员设定的合适与否非常关键，这会直接影响成图时各省方位布设之准确度。
现存罗明坚分省图稿中，无论是早期抄摹型图稿抑或后期改创型图稿上几乎均绘有比例尺，但分析墨色、字迹可知抄摹型图稿的比例尺是后期添绘的，年时图稿上皆不存在比例尺，无法用作在总图上设定各省幅员的依据。
比对可知，桑松图上云南、四川、广东、湖广等省相对幅员过小，广西、江西、山西、福建等省则过大。年拼合大地图时未能为诸省设定相对合适的幅员，很大程度上是同抄摹型图稿所据《官制》舆图的特性有关。《广舆图》分省图绘有计里画方网格，可据之折算比例尺、了解各省幅员，但《官制》在转绘《广舆图》时恰略去网格，进而导致抄摹型图稿无法表达各省幅员。
（4）未充分利用邻省府州县注记连缀诸图
《官制》沿袭《广舆图》，在各分省图省界轮廓外标写邻省县名，如南直隶图徽州府界外标昌化、淳安、遂安（属浙江），乐平、浮梁（属江西），接近实际方位。也偶尔标注邻省临界府城名，如南直隶图标浙江湖州府、河南归德府。《官制》中这些注记实可用作“连接件”，用作拼合分图之参考。
罗明坚T63南直隶图上，在界外可见一些邻省地名注记，但《官制》原图共计33处，T63仅17处。T39山西与T4广东两幅过渡型图稿上也可辨识底层抄摹型邻省注记。《官制》山西、广东图分别有12、14处，T39底层注记中仅8处，T4竟仅只2处。可推知抄摹型图稿所绘此类注记远非完整，说明罗明坚绘制分省图稿时尚未意识到这些“连接件”的关键作用。在拼合大地图时，也未依据《官制》原图做重新识读与利用。桑松图上，省界两侧实际并不接壤的府州比邻而居的情形比比皆是，可证明上述判断。
（5）未根据经纬度数据进行拼接
在图所处时代，中、西地图学的根本性差异是后者将地图绘于经纬网体系中。内罗尼为意大利重要制图家，罗明坚也受过系统的耶稣会科学教育，图上应有完整的经纬度标注（与桑松图一致），中国图示经度自东经°至°，纬度自北纬18°至52°。
现存罗明坚图稿中也有少量经纬度注记。总图右缘写有14个数字，应即罗明坚所估算各地纬度，除最下方的“18”表示海南岛南端纬度外，其余数字分别对应诸省城方位。分省图稿中，T11、T17边缘绘有完整经纬度标尺，T13、T25在边缘写有纬度标尺（后者标省城杭州经度），T23、T34、T47标写省城经纬度数字。其余二十多幅图稿则无经纬度数据。
但需注意，现存罗明坚图稿中出现经纬度标注的均为后期制作的改创型图稿，总图上的纬度标注很可能也是后期添写的，年拼合大地图时，图稿上并无经纬度数据标注。比对罗明坚图稿的后期纬度标注同桑松图绘法，可发现省城纬度有明显差异，同实际纬度比对，桑松图纬度偏差远大于“大明国”图（表2），也可知年时并非依据当时已知或已推算纬度确定省城方位，进而拼合诸省，而是采用其他依据进行拼合的。
表２ 罗明坚图稿、桑松图省城纬度比较
四、图主要缀合方法
排除上述几种可能后，经比对分析，笔者认为罗明坚、内罗尼在年将抄摹型图稿拼合成大地图的核心步骤是将分省图稿省际河流连缀起来，构成全国性的水道网络，作为大地图的地理骨架。但连缀河道时随意性较大，时常错点鸳鸯谱，将原本不相干者胡乱嫁接起来，对大地图的确切性造成根本损害。
１.拼合河道时未充分参照《官制》“舆地总图”及“大明国”图
相较于《广舆图》总图展现中小河流的复杂水系绘法，《官制》“舆地总图”大加简化，仅出*河、淮河、长江主道，流路鲜明。河源绘星宿海，贵德以上河道有两段大幅度曲流。江源有两支，一支源自符合传统认知的岷山，一支源自川西南马湖，但马湖面积被夸大。长江中下游绘洞庭、鄱阳、太湖，但南直隶和州、太平、池州、安庆间绘制西北—东南走向长条形大湖，同长江垂直，现实中无此湖泊，此错误可溯至《广舆图》总图，因刻工误将长江左岸巢湖与右岸支流线条连缀起来而造成，《官制》袭之。罗明坚“大明国”图照搬《官制》总图河湖绘法，唯独漏绘洞庭湖。
年拼合大地图时，却未参照“大明国”图或《官制》总图河道绘法，未能凸显几大干流准确河道，各大湖泊样貌也有极大差别（详下文）。
2.罗明坚抄摹型分省图稿与桑松图上的河湖名
《官制》分省图承袭《广舆图》，绘出主要河湖，标注主要水体名，有时加注源流梗概（如广西图注“盘江源出曲靖陆凉，下流入田州界，名牂牁江，今名右江”），虽表述不尽完整，但若善加利用，可作为将各分图河道拼合贯通的重要依据。
现存四幅透露抄摹型原貌的分省图稿上，标有一些河湖名，来自对《官制》原图河湖名的译写。然比对可知抄摹型图稿译写并不完整，如T63南直隶图虽有“tachulacus”（太湖）、“pichianlacus”（甓社湖）、“zauchulacus”（巢湖）、“pamalacus”（白马湖）等湖名拼写，但《官制》图上另一些河湖名则未被准确译注出来，如“沂河”“睢水”“淮河口”“大江口”等均被略去，而“淮水”“皖水”“*浦”“沭水”（《官制》已误写作“木水”）等虽在相应位置译作“chiuensciui”“quonsciui”“qu?pu”“musciui”，却在译名边错误地添加表示城址聚落的符号，由河名讹误为地名。因此，抄摹型图稿在译写河湖名过程中已损失部分信息。
桑松图上也有一些河湖名，其中多数可在《官制》分省图上找到对应，应即经由抄摹型图稿的中介注出，如南京（Nanchin，即南直隶）巢湖拼作“ZaughuLac.”，同T63近似；又如陕西东北端标注“Quanchhofl.”，来自T39山西图对西北省境外*河的标注“quamchhof.”，《官制》原图相应位置也有“*河”。
对现已不存抄摹型图稿的省份，也可指出桑松图之河名同《官制》原图注记的关联性。桑松图云贵交界有“Puonfl.”，对应《官制》云南图东北省境外“北盘江”“南盘江”标注。又如云南中部的“Lan?angfl.”，对应《官制》图“澜沧江”，唯《官制》图注记在上游境外，桑松图将之下移。此外，澜沧江北侧的河流标作“Mosalefl.”，此河在《官制》中标作“沙勒江”，并不对应，桑松图的拼写实源自《官制》图上河边的“摩沙剌”注记，应为部族名或地名，抄摹型图稿中误写作河名，沿至桑松图未更正。
桑松图上也有一些河名标注同《官制》原图不符，如广西北境另有“Puonfl.”，《官制》广西图盘江实指省境西侧另一条河流，因桑松图上错误地将实指贵州境内红水河（盘江）的河道同实指广西境内龙江（柳江）的河道相接，又因上游云贵间标写“Puonfl.”，故顺势将广西境内此河道也误标为“盘江”。根据假设1，此类误标源自图，且另有显例，详见下文分析。桑松图上的河名标注还有并非得自《官制》图的知识，如贯穿广西、广东两省的宽阔河道边有两处“Tafl.”即“大江”标注，《官制》图找不到对应注记，可能得自当时本地人对珠江主道的称呼，罗明坚对此熟习，绘制大地图时也做此标注。此外，极个别河名还可能得自桑松据其他西文地图的添写（详下文对川西南“Kiangfl.”的分析）。
但是，仅凭桑松图上的河湖名标注无法完全解开罗明坚、内罗尼以水道为纲将分省图稿拼接成大地图的方法之谜，主要原因有二。其一，桑松图是在图基础上简绘的，图上河湖名注记已经过简省。其二，《官制》河湖注记本就缺乏完整性，抄摹型图稿摹绘时复有减损，致使图稿上许多省际河流未注名称，年时无法据河名缀合河道。因此，需将桑松图上所有河湖图形同抄摹型图稿做全盘比对，方可充分解谜。
3.桑松图上的三大水系及对图拼合方法的判读步骤
通观桑松图，追本溯源，可将全图复杂水网大略分梳作三大内部贯通、流域广阔的水系。桑松图水系绘制精细，主、次河道有宽窄之别，本文借用三大水系内最宽河道边的注记为水系命名。其一为南部“大江”水系，涉及广东、广西、云南、贵州，以前述“Tafl.”注记命名。其二为中部“江水”水系，流域最广，涉及南直隶、河南、陕西、四川、湖广、贵州、云南、福建，以主干河道上、下游的“Kiangfl.”注记命名。其三为北部“*河”水系，涉及陕西、山西、河南、山东、南直隶、北直隶，以主干河道中、下游的“Quanchhofl.”注记命名。需注意三大水系间又有缠接，并非截然判分。
笔者研判三大水系内部拼合方法的步骤如下：
a.利用绘图软件制作桑松图上三大水系河湖结构及省界线描图。
b.利用绘图软件描出三大水系所涉及各分省图的省界、岸线轮廓及水道。其中南直隶、广东、山西三省采用现存抄摹型、过渡型图稿为底图，其余诸省则以《官制》分省图为底图，同时参考这些省份改创型图稿的水体形态。
c.将分省图稿上的省际河流尽数编号（因多数河流无河名注记），比较桑松图及分省图的水道方位与形态，指出桑松图河流是由分省图上哪些省际河道拼接成的，并在桑松三大水系图省界两侧标出对接河道编号。
d.依据《官制》分省图注记、河道与城址相对位置关系等线索，逐一查考分省图上无河名注记的各条省际河道实际所指，由此分析大地图的拼接是否合理。
据上述步骤，笔者制成系列图表，以助具体分析。
4.南部“大江”（Tafl.）水系
据笔者制作的线描图（图3），贯穿诸省的南部“大江”水系在广州入海，乍看之下仿佛展现今人知识中的珠江水系，但仔细比对相关各省分图，可知图拼接错乱至极。
图3南部“大江”水系拼合关系解释图
笔者制作的各省省际水道线描图中，仅绘出同桑松图南部“大江”连通的河流，略去原图无关河流。椭圆框内文字注记来自《官制》原图，可基本准确反映图上河流的实际所指。执行步骤d可得下表3，展现年制作大地图时拼接省际河流构成南部“大江”水系的准确度。
表3南部“大江水系”省际河流拼接准确性对照
据上表，南部“大江”水系的拼接竟无一确切，离谱至极。其中最严重的错误是把广东境内北江支流湟水（A1）认作主干，将之同广西境内西江（B1）东端相接，复又将流经南宁府的西江支流右江（B3）认作主干，并将云南元江（C2）、澜沧江（C3）连缀至右江，造成“大江”主干失实，水系范围也大幅向西拓展，实则元江东南流为洮江，澜沧江南流为湄公河，各自独流入海。西江另一支流红水河流路拼合也不准确，将贵州境内的红水河（D3）同广西境内的柳江（B4）相接，实际上红水河（D3）下游应同广西都泥江相接。复查《官制》广西、贵州原图注记，对柳江、都泥江流路衔接有准确提示，但拼合图时未充分利用这些注记，或是因为已佚两省抄摹型图稿未将《官制》注记准确译出。
《官制》广西图在省境东北角绘有通向邻省的河流，桑松图在广西东北境也绘有对应河流。《官制》图上所绘为湘水，同广西境内南流的漓江经由秦代开凿的灵渠贯通，灵渠方位在图3-B中B6、B7注记箭头所指方位之间。但《官制》广西图上的湘水通往湖广，桑松图上的河道（B2）则导向江西，连通实际为江西章江支流的孤山水（G2），这也是绘制图时因省际河道拼接错误造成的。经此错误水道，南部“大江”水系同中部“江水”水系勾连起来。
图4中部“江水”水系拼合关系解释图
表4中部“江水”水系省际河流拼接准确性对照
5.中部“江水”（Kiangfl.）水系
中部“江水”水系拼接准确度较南部“大江”水系为高，18组省际河道中8组拼合确切，准确率为44%。限于篇幅，仅阐述最主要问题。
（1）江源问题
传统地理学囿于“岷山导江”之经文，长期以源于四川西北的岷江为长江正源，但古人亦早已知晓贯穿滇北川南的金沙江，并了解其源远流长。嘉靖《广舆图》中，尽管总图上以双线勾绘的江源河道仍绘在川西北、四川图仍在岷山下标写“大江源”，但在川、滇两省分图中绘有较准确的金沙江，云南图的金沙江自省界外侧流入。《官制》川、滇图沿用《广舆图》图示，但略去川西北“大江源”注记。
年拼接大地图时，一方面将岷江（E5）北延，错误地同陕西南部西汉水（K2）相接，拉长此条江源的长度，另一方面又准确地将分省图上川西南与滇北的金沙江连接起来（E1、C4）。桑松图上，在川西南流路边添加“Kiangfl.”（江水）注记，明确表示此条流路为中部“江水”水系上游正源。如果此注记沿自图，推测可能是基于图上河流形态确认的，虽然川西北一路有所延伸，但未长过川、滇金沙江河道，且滇省河道支流聚集，似乎水量更加丰沛。
不过也存在另一种可能：桑松图上川西南“Kiangfl.”注记并非得自图，而是沿用源自年英国人帕恰斯（SamuelPurchas）出版的旅行书《帕恰斯的巡礼者》中收录的一幅中国全图上的标注，此图在川西南标写“FluJansuchian”，即“洋（扬）子江”对译②，桑松曾于年将此图改绘为法文中国全图，在类似方位标注“Yan‐chuquianfl.”③，桑松在制作年中国图时受此启发，在简绘图的过程中添加此原图没有的注记。帕恰斯书中之图摹绘自某种明代大幅全国总图，可注意成图于明正德间的“杨子器跋舆地图”已在由云南西北界外蜿蜒流入的金沙江河道源头处标写“江源”（同时在川西北标写“大江源”）④，或许帕恰斯书中之图所据明代原图也有类似标注。
（2）福建闽江接通中部“江水”水系
桑松图上福建中北部有“Menfl.”，即闽江，其上游两支河道延伸至江西，同中部“江水”水系接通。实则闽、赣间斜亘分水岭武夷山脉，图误将闽江上游西溪（H1）、崇溪（H2）与江西东部汝水上游黎水（G3）、锦江上游桐木水（G4）接通，造成错误。
（3）贵州北界轮廓问题
周振鹤在概述桑松图时已指出此图贵州轮廓的特殊性，“在明代，贵州北部应该向内凹进一块……但此图的贵州却已是清代时候的模样。是作者为了显得好看而改画还是其他什么原因，现在尚不清楚”。万历二十九年（）、康熙五年（）、雍正五至六年（—），川、黔省界三度调整，使得贵州北界由内凹变为外凸，变化幅度极大。但当年制作大地图时，贵州北界的实际变动尚未开始，图上界线却已朝北凸出，这是《官制》舆图本身的错误所造成的。
《广舆图》贵州图大致沿乌江河道一线绘有粗线勾勒的明中前期贵州北界，线北为播州，时属四川，但也同时绘出向北凸起的播州北界。《官制》贵州图摹绘时错误地遗漏播州南侧的川、黔省界，仅绘出播州北界，便已造成贵州轮廓的畸变。已佚抄摹型贵州图稿袭之，图也延续此误。另一方面，《官制》四川图南侧省界东段向南凸出，正是描绘播州地域。因此，拼合后的图实际在川、黔二省重复绘制两遍播州，桑松图上四川的播州城址标作“Fanceu”，或因误将“播”字读作“番”音，贵州的播州城址标作“Conceu”，或因误读“播州”作“控州”而作对译。
《官制》贵州图北侧绘有一横四纵的一组河道，上端横向河道即长江（D7），图则误将之同四川图南端乌江（E2）河道贯通。又将贵州北界西段北移至此嫁接后的河道北侧，导致图上贵州西北角的凸出（《官制》原图北界均在河道南侧）。
（4）怪异夸张的“*梅湖”（QvamoyLago）
桑松图中东部绘有一巨湖，标作“*梅湖”（QvamoyLago），规模竟达洞庭湖（TumtinLac.）数倍。形似手枪，下半部水域广袤，中有数岛，周围众流汇聚，中部为纵向水域，北部为西西南—东东北走向的长条形湖面。此湖泊形态与实际迥异，在整幅图上也十分扎眼，其图形是如何炮制出的？谜底仍需循着分省水道拼接的思路觅得。
比对形态可知，“*梅湖”下半部改绘自罗明坚江西图稿中鄱阳湖的南半主体，因将原图部分入湖水道改绘成湖面，导致水面进一步扩展。中、北部湖面源自江西、南直隶、湖广三省图形的错误拼接。《官制》江西图上，鄱阳湖主体湖面北侧有一段狭窄的纵向水道，对应德化、湖口两县间湖面，北首有小段横向水道，乃指九江府北缘的长江，“*梅湖”的纵向水域及横向长条形湖面之西段即可看作《官制》图上述江湖形态的夸张版本。但罗明坚、内罗尼误解水体实指，未将北首横向水道当作长江，而是认作湖面，其西端未同湖广的长江河道（F3）连接，而是骤然中断。
“手枪”之“枪管”向东延伸，右端渐窄，连接南直隶西南部水道。《官制》南直隶图承袭《广舆图》，自安庆府迆西，长江河道逐渐展宽，呈向西南开放的喇叭口状，应是抽象地表示长江、鄱阳湖相接处的宽阔水面，内部有波浪纹饰。喇叭口两侧分别书写“湖口”“*梅”，是赣、鄂两省滨江县名。但T63图稿上，尽管水道线条类似《官制》图，却未将安庆西侧的图形认作江道，误以为喇叭口是指一处大湖泊的东端，又误解“*梅”为此湖之名，故在喇叭口内标写“quamoylacus”字样。图将南直隶图此“湖段”（I1）同江西图横向水域东端（G5）连接起来，形成“枪管”，同时又将“枪管”拉长，使湖型更加夸张，“枪管”拉长可能是为填补诸省不合理拼合后在此处留下的空白地带。
另可注意“*梅湖”北、西岸线走向恰同湖广省图上东南侧省界类似，“构建”大湖此段岸线时可能参考了湖广图稿。因此，虽近邻虚构的“*梅湖”，图上的湖广轮廓却仍较确切。“*梅湖”南侧江西轮廓则发生畸变，省境朝东北方向大幅突出。
（5）误认淮水为“江水”
图将“江水”主干下游走向全然绘错。桑松图上河南东南端宽阔河道边注有“Kiangfl.”，以之为“江水”主干，然此河道实指淮水，张冠李戴。盖因拼合时未将湖广长江河道东端（F3）准确地连接到江西北首长江河道西端（即“*梅湖”西北端），而是同河南东南端的淮水河道西端（J2）相连。
（6）与南北水系的连接
拼合大地图时误将江西南端孤山水河道（G2）同广西东北部水道相接，连通南部“大江”水系。实际应当承担此连接任务的湖广西南端之湘水（F1），却被误绘作同贵州东端镇阳江（D10）相接。
中部“江水”水系在东北、西北两个方向同北部水系连接，西北方的连接详见下文，东北方向，标记“Kiangfl.”的宽阔河道东流出海，承接两条由北方东南流来的河道，在此同北部“*河”水系相连。
6.北部“*河”（Quanchhofl.）水系
桑松图北部“*河”水系同样跨越数省，流域广阔（本小节图略），拼接情况可总结为下表：
表5北部*河水系省际河流拼接准确性对照
图对“*河”水系的拼接远较其余两大水系合理，12组省际河道中，仅1组拼接有误，准确率高达92%，有误的一组也只稍偏靶心：用来同山西流出的桑干河（L2）对接的北直隶东阳河（M1）实为桑干河北侧小支流。
然而北部“*河”水系也远非确切。虽然精准地将河南、北直隶、山东实指*河的河道经由J7、M3、M4、N3等节点连接起来，但下游“Quanchhofl.”（*河）注记未标在贯通河道上，而是误用于南侧另一河道，此为最显著缺陷。
桑松图此条标注“Quanchhofl.”的河道上游确系*河流路，由晋陕、晋豫交界处穿行。但自河南中部起，脱离应有的J7至N3之实际*河流路，偏至南侧。可推测致误原因：《官制》河南图在转摹《广舆图》过程中误将怀庆府武陟县南准确的东北向小段*河略去，仅保留《广舆图》上经河阴、郑州、中牟北侧及开封、陈留、杞县南侧的东南向河道（相当于索水—沙河河道，但明代索水上游并不连通*河，这是《广舆图》本有的错误①）。《官制》图此河道继续向东南延伸，经杞县、柘城、宁陵、鹿邑间，核对今图，约指涡水流路，但城址、河道相互关系多误（袭自《广舆图》）。此河道又东南延伸，经河南、南直隶交界，在《官制》图上经南直隶亳州北侧流往东南，结合相应流路、地名，此段应指涣水（J9）。而《官制》河南图上标注“*河”的河道则因前述武陟县南侧河段的缺失，与沁水混淆。要之，经由已佚抄摹型河南图稿中介，图河南省内加粗绘制的“*河”下游（自QuaichinFu，怀庆府东南方起）对应《官制》图上实指索水—沙河—涡水—涣水的流路，因此与实际*河无关。
桑松图南直隶部分也未准确展现实际*河流路。*河实际河道应是桑松图上介于I6（运河）、I5（睢水）间的那条，但拼合时未将此河道同山东南境的实际*河（N3）连接，此河道遂退化为南直隶内部的无名次级小河。桑松图上加粗绘制的错误“*河”则对应于涣水（I4），在图上“Siceu”（泗州）西侧注入东流的宽阔“江水”（如前所述，实际对应淮水）。
北部“*河”水系的另一错误是主干上游在山、陕交界北端分出一支，经山西北境，连通北直隶北境的桑干河（Lukenfl.），东南流出海。现实中*河无此分流，错误源自抄摹型图稿（T39底层）转摹《官制》河道时的误绘。《官制》山西图北部有两条河流，一条西流至山陕交界北端*河南拐处，注为黑河，另一条东流至浑源州北侧出省，对应于实际之桑干河，二河源头较近，但不互通。T39转摹时误将二河（chheof.，sciaquonchhof.）源头相连，图袭之，造出晋北的横贯流路。
还可略述北部“*河”水系之复杂河源绘法及其同中部“江水”水系的连接。图上河源段图示总体应得自陕、川分图水道之拼接。河源区域中、北部河道得自陕西图，其中K9所在的临洮西侧河道被添绘为闭合圆环，并迂曲向南，接通四川图上标注为“沫水”的河道（图6—E），而陕西图西首两条纵向河流（其中左侧那条标注“*河”）则同四川图的若水（大渡河，E6）接通，但若水走向较四川图改动明显。中、北水系连通处更上游仍绘*河河道，自图幅西缘流入。桑松图陕西西境有一纵向水滴状巨湖，面积与“*梅”大湖近似，标注“LagoSinsivchHaiiciouMaraStellato”，即中文舆图中表示*河源的“星宿海”之音译及拉丁文意译。然其图形并非得自《官制》，而是另有渊源，详见下文。
7.图的主要制图步骤
可进一步推测图主体部分主要的制图步骤：
（1）将罗明坚抄摹型分省图稿中的省际水道勾连，构成流域面积庞大的三大水系，但多有不确切的嫁接。
（2）依据抄摹型图稿上*区相对于河流的方位，填注各省、府／州、县三级*区治所。
（3）绘制省界，将所辖城市环绕，诸省轮廓大体源自抄摹型分省图稿，但局部变化多端。主要由于水系拼接的错误，造成大地图上所绘各省方位、幅员、轮廓的偏差。
五、图与巴尔布达“中国新图”
从桑松图可知，图上另有部分信息并非得自罗明坚抄摹型分省图稿，而是吸取了巴尔布达（LuizJorgedeBarbuda）“中国新图”（Chinae,olimSinarumRegionis,NovaDescriptio）中的信息。
“中国新图”收录于欧洲最著名制图家之一奥特利乌斯（AbrahamOrtelius）年版《地球大观》（TheatrumOrbisTerrarum），作为最早的西文单幅中国地图，此图对之后数十年间欧洲地图上的中国绘制产生深远影响（图5）。此图方位上西下东，注出省名，方位相对准确。此图成就若非参考中文舆图难以达到，金国平推测制图者参考了由西班牙人送抵欧洲的“古今形胜之图”。但须指出“中国新图”是新、旧融合的产物，大量内容源自此前西文地图（葡文远东沿海图及欧陆制图家创作的世界及亚洲地图）、地理书籍中的旧知识。
年，罗明坚同内罗尼拼合大地图时也受“中国新图”影响，可由多重证据阐明。
1.星宿海的形状及其同长城的关系
“中国新图”在中国西缘绘有南北向巨湖，标注“Lacus”（湖），即星宿海，形状同桑松图上的相似。《官制》陕西图上未绘星宿海，《官制》卷首“舆地总图”及“四夷总图”绘出，但呈葫芦状。罗明坚图稿之“大明国”图袭之，与桑松图形状不同。故图星宿海绘法源自“中国新图”。“中国新图”星宿海北端接近长城西首，也类似桑松图，可作为上述判断的旁证。相对地，《官制》“舆地总图”“四夷总图”均未绘长城，绘出长城的“九边总图”则无星宿海。
图5巴尔布达图
2.西侧域外地名
桑松图西侧域外有Bramas、Guoros、Ca‐chucyna三区域名，皆可在“中国新图”找到对应，拼写也基本一致，“中国新图”有两处“CavchinChina”，其一字体类似中国诸省注记，误标在西南缘境内，其二为小字，写于西南境外，图承袭境外注记。
3.西南缘水体的相似性
“中国新图”西南域外有一喇叭状海湾，朝东南向开口，源自早期葡文沿海图对北部湾的绘法。桑松图类似方位可见到一条宽阔水道，应即“中国新图”海湾的讹变，但大幅变窄、拉长，云南、广西两省临之。此水道西北上游为一长河，注云“Kinxafl.”，对应《官制》云南图西南境“金沙江”，即今之大金沙江（伊洛瓦底江上游）。年制图时糅合“中国新图”及抄摹型云南省图稿，绘成此中国西南缘之虚构“天堑”。此外，桑松图南部“大江”水系干流西端在广西省西南境连通上述水体，另有分支南连上述水体进口，可能也受“中国新图”广西省（Qvancii）有河流南流出海的图示影响。
4.广西与江西水道接通
如前所述，桑松图上误将广西与江西水道接通，此点或受“中国新图”启发，此图广西东北境有一河道穿越北侧山脉，通往图上江西（Qvancii，拼写可能受图上广西的影响）。
5.中部大湖下游多道入海
“中国新图”中部有两个大湖，对应洞庭、鄱阳湖，湖间有平行水道连接，东侧大湖下游水道分作多支东流入海，呈发散状，其中最南支在福建北部入海。桑松图画法虽有极大差异，河网框架却与“中国新图”相通，中部同样绘有两个大湖——洞庭湖与“*梅湖”，湖间有水道可通，“*梅湖”下游也分多道，特别是东南向河道经闽北入海，应受“中国新图”影响。此外，“中国新图”将浩荡太湖略去，桑松图的太湖图形隐没于复杂水网中，未注湖名，也体现两图的一致性。
六、结论与讨论：已佚图在早期西文中国地图谱系中的地位
本文基本结论如下：
（1）罗明坚与内罗尼合作，在年绘制了单幅中国大地图，年桑松将图简绘成传世的桑松图，可反映已佚图的基本面貌。
（2）图主体部分是将罗明坚据万历《官制》舆图摹绘的抄摹型拉丁文分省图稿拼合制成的，拼合时主要基于对分省图稿省际河道的较随意拼接，造成水系、诸省轮廓及方位等方面的重大错误。
（3）图在拼合时未充分利用抄摹型图稿各省轮廓与邻省注记、《官制》总图及“大明国图”中的各省方位、时人推算的经纬度等可参考信息，《官制》分省图、抄摹型图稿也无法为确定各省相对幅员提供依据。
（4）图还部分借鉴了年刻印之巴尔布达“中国新图”的布局与内容。
在此基础上，可将图置于早期西文中国地图演进的整体过程中，简要分析它在地图谱系中的定位。
本文开篇提及的桑松年长文，比较了桑松亲眼所见多种西文中国地图或地图集，包括“罗明坚的地图”（即图）、年帕恰斯书中之图、耶稣会士卫匡国（MartinoMartini）年出版的《中国新图志》（NovusAtlasSinensis）、耶稣会士卜弥格（MichaelBoym）在至年间绘制的中国地图集稿，指出诸图对中国地理的描绘存在太多差异，以致产生难以判断优劣的困惑。桑松提及的主要差异包括疆域的横纵比例、城市的等级与性质、*区数量、地名拼写与方位、诸省相互大小关系、河流走向与湖泊形态等。
桑松用以同图做比对的三种地图（集）制作年代均较晚。前文提及的帕恰斯书中之图应是对某种中文单幅大地图的简略改绘，保留原图复杂水系、省界轮廓与各级城址符号，但地名注记仅标出省名及个别城市名。卜弥格图集稿与罗明坚图集稿一样未能出版，制图主要依据的中文资料也是《官制》。卫匡国《中国新图志》是第一部正式出版的西文中国分省地图集，影响深远，成为此后八十年间欧洲制图业绘制中国地图的典范，是将晚明凝香阁刻本《广舆记》分省图经系列步骤改绘并纳入经纬网体系而制成的西式地图集。卜弥格图稿的总图与卫匡国《中国新图志》的总图类似，主体内容均是由分省图拼合而成的，绘出主要河湖水系，描出省界，标注省名及省内府、直隶州名。
桑松本人缺乏实际中国地理知识，使他在年比较诸图时产生前述困惑，基于今人“后见之明”，可对桑松所论诸图做出更明确的总体评述。此处尚需补述一图，即16世纪末已制成、桑松未见读，即现藏于罗马耶稣会档案馆的拉丁文中国简图，徐光台判断此图在年底前制成，利玛窦可能对此图有较多贡献。此图中国大陆绘法参考中文舆图而成，轮廓较准，但内容简略，标绘省名、省界、省城，绘出*河、长江干流，珠江仅绘河口，未绘其他河流。
16世纪80年代至17世纪50年代的七十余年间，西文地图上的中国绘法取得长足进步。在当时西方人对中国地理直接经验与实地测量严重不足的历史背景下，对中文舆图的借鉴是此期西文中国地图快速进步的主要推动力，本文述及的几种与中文舆图直接相关的西文地图（集）正是因其图形、内容的创新性，成为西文中国地图谱系中的重要节点。比较本文讨论的图与此期其他重要西文中国总图（不涉及地图集中的分省图），可制成下表，以进一步明晰其定位。
图辗转继承了详细展现各省*区、河湖的《官制》分省图上的大多数地理信息，较诸仅仅6年前出版的巴尔布达“中国新图”，图对中国地理面貌的展现有质的飞跃。相对于稍早绘成的拉丁文中国简图及三十余年后出版的帕恰斯书中之图，图在信息量上也有巨大优势，但因本文指出的拼合抄摹型分省图稿过程中的严重错误，导致水系、诸省方位等问题上不如前后两图确切。同六十余年后制成的卜弥格、卫匡国中国地图集相比，图在详细度、信息量方面优于其总图，甚至不输其分省图，但在准确度方面则已远落下风。
年巴尔布达“中国新图”出版后风靡欧洲制图业，产生大批摹绘品及变体，拉丁文中国简图问世后，在欧洲出现一些翻绘本，并迅速同“中国新图”融汇，衍生出普兰修（Plancius）、洪第乌思（Hondius）家族、布劳（Bleau）家族的系列中国图，其显著影响至少延续至17世纪中叶①。帕恰斯书中之图在年出版传播，年桑松又将之改绘出版。相比之下，图制成后流传非常有限，目前仅可在稍晚的意大利制图家FaustoRughesi之亚洲图上见其概略影响②，似未进入此后欧洲主流制图家视野，直至年才被桑松简绘出版。图虽有显著缺陷，但凭其内容之丰富，本应在欧洲制图业占据更重要地位，惜乎流传不广、鲜有人知。至年桑松将之简绘出版时，又已晚于卫匡国的杰作印行，只能瞠乎其后。
（原文刊载于《中国历史地理论丛》年第1期，今注释从略，如引用请参阅原文。）
预览时标签不可点收录于话题#个上一篇下一篇